[摘要] “有的人只会骂，我不埋怨他们。”面对网上的众议评说，甚至是人身攻击，他说，“真正看我博客的，真正了解我的人，大多数还是认同我的。”
但以“任氏理论”分析，“最后结果，很多保障房没人住。”任志强表示。
对于没人住的原因，“有些保障房距离市区远，有的配套不完善，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分人离开了市区就没有就业和生产能力，他们在原来的胡同还可以卖茶叶蛋，但搬到郊区，什么都干不了，而且新的廉租房离学校太远，送孩子上学都没法送。”任志强描述了一个保障房超标后的情景。
在他看来，经济适用房也摆脱不了被取消或最终市场化的命运。
“开发商交了商品房的土地出让金，业主购买后土地就是自己的，而经济适用房是不交土地出让金的，那么购买后土地就不应该是你的”，“经济适用房的产权在配售过程中无偿的转移到个人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”任志强分析。
“政府认为亏了，所以要求经济适用房五年内不能卖，卖要再加一部分钱，如果不转让，这个便宜就永远让你们家占着。”他接着说。
经济适用房让配售家庭白捡了土地的价值，“从经济学和法理上讲不通。”任志强认为，这种不公还体现在经适房分配的其他层面，比如正在享受经适房的人是否符合条件，“正是分配里的不公平形成了社会很大的怨气。”
所以，“经济适用房早就该取消了，我们现在在拼命的要求它取消。”任志强对记者表示。
推高房价“与开发商没关系”
2008年，任志强看涨房价，“没有买房的人都亏了”的言论引人注目，任志强也被认为是房价的推手。
如今，“我当然坚持原来的观点。”分析房市价格暴涨的原因，任志强说，最根本原因还是政府的土地供应不足。
“除非政府用其他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，比如说利用宅基地，否则土地就得增值。”任志强的话语依然有着两年前的自信。
对于公众理解的开发商助长了房价，并最终在房价暴涨中获利的观点，任志强不以为然，“所有媒体都把脏水倒在开放商头上，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”
“北京的房山有一块地，一部分限价房，（向公众售价）大概7000元～8000元/米2，另一部分是商品房，但它的投标价已经到了每平米1万多块钱（楼面价）了，也就是说，对7000元的限价房，政府没有出一分钱，而且还从限价房中多拿了好几千元。”任志强举例说明，是政府通过保障房配建上对开发商的挤压，从而抬高了商品房部分的房价。换言之，国家的保障房建设政策变相的助涨了商品房的价格。
“政府就是希望开放商去挤自己的利润，而你搞错了，开发商不会去挤自己的利润，一定会让消费者花钱。”任志强对记者坦言，并重新放起了“大炮”——“房价就是这么推高的，跟开发商没关系”。
“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土地供应，一共1450公顷，保障房占83%，那商品房供应土地还剩多少？那商品房价格不是越来越高？”任志强对记者说。对于今年4月的“新国十条”，他认为这改变不了土地供求关系，因而，对房价的遏制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。
任志强认为，今年土地供应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——房价高的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增加的少，在房价不高的三四线城市，地方财政借这个机会卖土地，增加土地供应。所以，越是房价紧张的城市住房需求量就越大，而土地供应却依然不足，房价自然会继续上涨。
“除非是新国十条维持到大量的土地供应能改变土地的供求关系时，房价上涨的速度才不会更快。”任志强说。
下一篇：“空房管家”是不健康楼市下的蛋
（来源：京华时报）频繁出台的限贷、限购、空置房调查等措施，都属于技术性政策一类。既是技术性防范，就难免有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的技术对决，银行在限贷政策上的阳奉阴违，民众在空置房调查面前的集体不道德都属于此类。
上周，北京率先行动，开了空置房调查的先河。不过，本意是要理顺空置房这笔“糊涂账”的调查行动，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“阻击战”。有报道说，伴随空置房调查启动的，还有“空房管家”市场——许多房屋中介机构打出来“空房管家”的广告，“管家”可在房主的授权范围内代为打理房屋，包括定期巡查维护房屋设施，代交水、电、供暖及物业管理费等费用。
“空房管家”的出现，不过是我们楼市整顿陷入技术迷局的一个证明。为整治楼市，政府制定了诸多制度，专家大声疾呼，民众殷切期待，但楼市痼疾不见好转。问题究竟在哪里？在于楼市的治理仍然停留在一般技术的层面，缺乏基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。
空置率、高房价以及房产腐败，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是土地制度、土地政策、财税制度、民间投资政策等等基础性制度问题。早在几年前就有经济学家断言，若不消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动力，不完善保障房供应，包括更基础层面的财富转移支付的制度改革，楼市不可能健康发展。频繁出台的限贷、限购、空置房调查等措施，都属于技术性政策一类。既是技术性防范，就难免有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的技术对决。
这不是为不诚信者开脱，当楼市整治在技术性泥淖中深陷得越久，楼市危机的风险就越高。楼市乱象的根本原因并非难寻，但我们总是回避最核心的问题，选择在外围远兜远绕。这些技术性的政策所传递出的，不是对楼市整治的信心，而是不愿触及深层制度改革和不愿触碰现有利益格局的犹豫。
类似的现象其实不只在楼市整治，反腐领域同样要遭遇此类问题。“硕士反腐”“镭钴验贪”等等新潮词汇层出不穷，反腐技术的华丽与高精尖，恰恰映衬了基础制度的苍白。技术层面的推陈出新，无法改变腐败滋生的环境和土壤，只要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，它们总能抽枝散叶。
对于需要从基础制度着手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，技术进步始终只是辅助性的手段，只有在基础制度完善的背景下，这些技术性政策才能发挥的效果，否则，不过是建立在沙盘上的房子，看似完美，其实不堪一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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